1977年从柳市中学毕业，陈超称自己很荣幸成为当年柳市中学应届生4名考上大学的其中之一。

提起那一年，陈超教授感慨万分，他说，1977年是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年。

那一年，多少人的命运从此改变。应届生能考上温州医学院，更是令人骄傲。能进入大学读书，不仅是当时的陈超，每个同学都是拼了命去读书。陈超教授说，印象特别深刻，当时班里有50名同学，但年龄相差悬殊，最大的同学与最小的同学相差15岁。他当时是17岁，最小的同学是15岁，最大的同学年龄已30多岁。

“因为错过了很多学习机会，恢复高考成为第一届大学生的那些老大哥和老大姐们，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个个争分夺秒，在他们的带领下，我们自然也是十分的认真。”陈超教授告诉记者。这些老大哥、老大姐在大学里起到了示范作用，是大家学习的榜样，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就连休息时间也不回家。陈超教授说，读大学的那几年，除了“五一”“十一”回家一次，其他的时间都在学校学习。

“当时，国家对教育更是重视，派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，每一位老师把学生都当成了‘宝贝’，十分认真。”陈超教授提起这些，不断地强调，这些老师真好，不但上课认真，下课了仍继续讲，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全部灌输给我们。当时学校的学习条件十分差，教室、宿舍，以及课桌椅，全部是旧的，但同学们对学校、老师感情非常深厚。

在温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五年，毕业后，所有的同学都是包分配的。当时人才队伍紧缺，各地都需要医生，陈超被留在了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。

每一位刚分配到位的医生都要在医院里进行历时五年的“住院医师规培”——住在医院参加规范化培养，由主治医生带教指导日常工作。五年时间里，“住院医生”要全面地轮转不同科室。“主治医生带领‘住院医生’接触不同的病房，没有周末和休息时间，要随时准备着，跟随主治医生看病、查房等。”陈超教授回忆。他当时在儿科接受培养，工作中，老师要求十分严格，每次查房时，主治医生十分有耐心，总是亲切又温和地与病人对话。遇到一些疑难病症，主治医生会手把手教学生，要求学生学会全面思考。陈超教授说，对于病人来说，他们只看到结果，不知道病情发展的过程，但老师们都会用心、认真地教“住院医生”，看到病情的不断变化，如何分析，如何用药；作为医生，一定要细致、认真，思路清晰，养成良好的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。

在担任“住院医生”的四年时间，陈超非常感谢黄达枢教授的细心指导。“老师只想把自己所有知识传授给我们。”采访中，陈超多次说，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老师真的很棒。1985年，老师为了让他多学习，将其派到上海大医院参加学习。

“走出去，感觉一下子打开了眼界。”陈超笑着说，当时“住院医生”规培需要满五年，但他在第四年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读研究生，离开了温州，赴上海开始全职读书，这一读就是六年，三年硕士研究生、三年博士研究生。之后，就一直留在上海工作。

陈超教授说：“原来只想看病，帮病人看好病，就十分高兴，但六年研究生学习之后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对于一些疑难病种，就想要去研究。”

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工作中，陈超发现一种新生儿呼吸疾病，不但不容易抢救，病死率还比较高，成了当时世界上一个研究的课题。1986年开始，陈超参加研究团队，主要研究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呼吸窘迫综合征。

即使研究工作如此繁忙，他还是坚持每天在一线看病，门诊、查房，他认为门诊可以掌握一线更多更珍贵的资料，每天医院、宿舍两头跑。陈超坦言，每天看病就感觉十分疲惫了，但为了研究，下班后，还是要坚持去实验室研究、写论文。经过10多年的研究，终于显著降低了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死率。他告诉记者：“原来该疾病病死率30%，现在降至5%。直到现在，我们都坚持研究该项工作。”他认为，研究是无止境的。

1998年，陈超不仅在临床做课题，而且开始带研究生。此后，他每年都要招收研究生，同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课题及多项其他课题。他说，带研究生，主要责任是培养接班人，医学要一代传一代，只有给研究人员提供平台，提供机会，让他们更好地学习，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。他表示，医学传承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是一份责任。

带研究生时，他会为学生争取更多的出国学习机会，让学生了解和学习世界上先进技术。他说，身为一名研究人员，要研究世界医学难题，要把眼光放远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。